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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李约瑟在访华中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说的是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 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陆沉，也一定要浇开自己的花。 此文同样献给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它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暗示。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中顿时生出一些长久的感动。照片上，一艘轮船正在前行，船舷边，两个年轻女子凭栏远眺。她们短发旗袍，面容优雅、沉静，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却很残酷：她们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了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遥远的异地。 80年后，顺着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团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汇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两个年轻女子当年将要去往的地方：乐山。 身为四川人，乐山我自然去过多次。不过，这次却迥异于从前。这次，我是为了寻找那些远逝的足迹。汽车音响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歌曲——当年，包括两个年轻女子在内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无比熟悉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们时代的最强音：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兴亡。 听吧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沦丧。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我们要拼死疆场， 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目的地：乐山1943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送客人出门时，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光潜、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站在三人中间的王星拱神色严峻，略带忧郁。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更叫人惊悸于光阴的疾速与韶华之易逝。 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乐山岁月无疑是王星拱记忆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同乡。早年，他留学英国，习化学。学成归国后，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并为陈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间，在他和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得以逃脱北洋军阀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将离开武汉时，王星拱已担任校长四载有余，至于他服务于武大的时间，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敌强我弱，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无前例的西迁已是必然。比如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记里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为此，刚刚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 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由王星拱牵头，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杨端六任委员长。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至于为何选择乐山，王星拱在给上级的呈文里总结了六条： 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偏西。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记忆中，刘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战争带来的动荡中度过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轰炸，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父亲只好带着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汉大学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气为他拜了4对干爹干妈——阅读相关资料，我发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常有让儿女拜自己的朋友为干爹干妈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抱团取暖，毋宁说是共同的三观让他们乐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汉生活5年后，刘保熙9岁时，他的父母再一次带着他离开已经视为家园的珞珈山。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乐山。很多年过去了，刘保熙还记得9岁时的那次远行。那是一只上水轮船，速度很慢。船过三峡，两岸秀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旅客，他们纷纷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长马上广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武汉到乐山，今天的公路大约1200公里，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如果是飞机，则不超过两小时。但是，80年前，飞机还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东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体系。因此，从武汉到乐山，最主要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溯长江抵宜宾，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达乐山。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81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7年暑假，执教于武大的朱东润回到老家江苏泰兴，其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乡。但变化比计划还快：日军突然占领了邻近县城，泰兴也随时可能沦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乡学校，此时极可能爽约。进退失据之际，他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赶到学校。 朱东润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留下妻儿老小，独自前往几千里外的乐山。接到电报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匆匆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弃舟登岸，坐火车到河口，再从河口回到国内，直达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车赶到贵阳。在贵阳，已经很难买到车票，他只好搭乘装汽油的货车前往重庆。路过娄山关时，风雪交加，路滑难行，汽车差点滑进深谷。心有余悸的朱东润抵重庆时，已是1939年1月8日。 那时候，重庆有通往乐山的班车，但朱东润一打听，车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说，朱东润根本没法按学校要求1月15日前赶到乐山。 焦急的朱东润在重庆街头乱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听，得到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拟开通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定于当月11日开行第一班。不过，票价贵得离谱：120元。12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朱东润到乐山时，在一家饭店包伙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元。以此推算，12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两万。 朱东润花费巨款买了一张机票。11日和12日，重庆大雾弥漫，无法起飞。直到13日下午一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乐山街头。 2004年，就像暮年的朱东润回首往事一样，80岁的齐邦媛也在海峡对岸检点她的一生。在回忆录《巨流河》的开篇，这位老人写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窃以为，这所谓二十世纪的巨大悲伤，大江大海的黍离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种悲伤，则与她早年的求学生涯不无关系。那就是追随西迁的武大。 齐邦媛一直深深地记得1943年8月底的那个中午，一家人从重庆出发，坐船前往乐山。是时，天降暴雨，父亲的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淌成一条水柱。更要命的是，破旧的船上，拂晓醒来时，母亲身下流着血，一岁半的妹妹却不见了踪影。与此相类的是另一位武大西迁者的记忆：船过三峡时，武大一位职员的孩子掉进江中，尽管母亲悲哭长嚎，但没人敢停下来救那个可怜的孩子。 武大学生乘船西迁途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宜宾停靠一夜后，齐邦媛一家换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忆录里写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 武大西迁始于1938年3月10日，到6月下旬，全校师生计1200余人抵达乐山。西迁的师生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其中经济特别困难者，由校方补助15元。学校分别在宜昌、重庆等地设多个办事处以资接应。 实话说，与浙大四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准备充分，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有些师生为了一张船票，竟然等了两个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疴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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