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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同性 武大校园里的彩虹旗 本报记者： 张小东 彩虹旗飘扬的夏天 几乎是在意料之中，青山接到了教务部要求停办讲座的通知。 作为武汉大学首个LGBT沙龙的创始人，青山和他的团队为这个讲座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筹备。因为始终没有取得社团的资质，青山选择与另一家校内社团一起合作。他们成功进行了活动申报，借到了场地， 并且邀请到了同志公益人士吴幼坚作为主讲人。除了前期宣传时贴海报要躲避学校保卫部“追击”之外，这次讲座似乎与众多的校内社团活动一样，顺遂而平淡。 “越是顺利越是诡异。”青山团队的隐忧终于应验了。根据事后教务部给出的解释，问题出在主讲人上。因为吴幼坚“同志活动家”的敏感身份，讲座被国安局举报并勒令停办。 作为一个今年四月份初创的沙龙，这是青山团队第一次筹备校内大型活动，却似乎撞到了一个比校方更加坚硬的高墙。而此前一天，五月十七日，正是国际不恐同日。先行者小心但坚定的初试，社会大众理解和抵制的分化，以及官方和主流舆论的回避与压制，正是当前同性恋群体，乃至整个LGBT群体所面临的现实。 这个夏天，对于青山而言又是热络的，大洋彼岸的白宫，夜晚点亮了六色彩虹的灯光，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境内合法，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而在中国，对于同性恋认知的分化似乎从未弥合。一方面，除却一些热播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刻意卖腐之外，一些如《烈日灼心》等正式涉及同性恋问题的影视作品也首次大规模走入大众视野。但另一方面，距中国官方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删除，仅仅过去十五年。 诸如李银河，吴幼坚之类的同性恋问题社会活动家，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声。在社交网络上，同性恋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和理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和谩骂。但同时，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这种沉默，与当前主流舆论和官方的态度不谋而合，不支持，不反对，更重要的是，不讨论。 在青山看来，“沉默的大多数”产生的原因是对于同性恋行为的不了解。而这，正是他参与创立这个沙龙的主要动因之一。“可能是本身性格比较热情大方吧”，来自湖北襄阳的大一学生青山，在男同性恋圈内交际甚广的同时也有很多直男朋友。谈及在课余时间投身同性恋公益的原因，他坦言“希望带来改变”。他所希望改变的，正是武大校园内部“沉默”的同性恋公益氛围。较之于东湖另一侧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拥有更为庞大的同性恋群体，但华科的校内公益组织却更为成熟。 对于青山而言，一切早就存在于设想中，一切又始于一次巧遇。在今年年初，青山通过由湖北工业大学学生创办的“武汉同行”组织，结识了另外两个沙龙创始人，关于同性恋公益的共同理想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且在“武汉同行”的积极协助下，将共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四月底，一个名为“武汉大学同志公益小组”的沙龙由三位核心成员共同创办，并在五月一号推出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青山团队筹备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这次中途夭折的的公益讲座。 活动海报之一（图片来自WHU同志公益小组） 虽然活动申报时以心理健康咨询讲座为名，但在制作海报时，青山团队还是决定不再遮遮掩掩，以“我的儿子是同志”为题。幸运的巧合是，讲座举办时恰逢吴幼坚来汉。作为生长在广州的知名同志公益人士，她被圈内人称作“吴妈妈”，“我的儿子是同志”这句话正是她自身的真实写照。生于一个传统干部家庭的她，其父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而她的儿子却在2004年成为第一个在电视上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广州人。 这件事促使吴幼坚从一个作家开始向一名同性恋公益人士转变。在很多同性恋人士看来，成为吴妈妈的子女也许是幸福的，作为母亲，她给了孩子最大的支持和鼓励。然而同样的，吴幼坚的行为也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对于青山和他的团队而言，幸运同时意味着不幸，正是因为“吴妈妈”的到来和海报“涉及敏感话题”，悉心筹备的讲座被叫停，这使初涉同性恋公益的团队感受到，压力并非无形。 5月18日黄昏，在武大校外的一家咖啡厅，吴幼坚的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在到达现场的路上，有人将玫瑰花放入“吴妈妈”的手中。一天时间内，青山团队完成了发布临时声明、重新联系场地和协调主讲人行程的所有工作。“经过这次（困难），也算是为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吧。”总结这次活动，青山觉得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对于学校的做法，他也觉得可以理解，他回忆起一位武大教务部的工作人员曾经对自己说：“武汉大学对于同性恋者，始终是宽容的。” 吴幼坚的签名鼓励（图片来自WHU同志公益小组） 艰难的自我认同 令很多圈中人羡慕的是，徐伟已经向自己的母亲出柜，也是沙龙之中为数不多的向自己家人出柜的成员。在平静地交流之后，徐伟母亲向自己的孩子表达了理解和支持。但在徐伟看来，理解和接受的距离还很远。母亲的宽容仅仅是因为亲子之情，在安慰儿子之后，还是对徐伟的未来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而徐伟母亲，始终相信儿子可以“回心转意”。 和现在活跃于同性恋公益不同的是，高中时代的青山刻意保守了自己的“秘密”，而至今他都没有向父母出柜。回忆过往，青山谈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存在迷茫，初三时他曾对一个男生心生迷恋，“但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正如多数同性恋者一样，大环境的限制和教育环境对于同性恋的回避导致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否定。曾经的迷茫令青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迷，但释放内心煎熬的冲动最终还是被“世俗压力”打败，高中时代，他选择了沉默和隐藏。 在青山看来，这种自我认同的艰难无异于一种“自我迫害”，除却自卑带来的心理压力之外，一些同性恋者甚至以自身的性取向为耻，以至于否定同性恋爱关系，将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简单地沦为性欲，带来饱受诟病的滥交行为和高艾滋病病发率。正如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张北川所言：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过来，只有性。而这种以性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同性交往又被一些恐同者所放大，加剧了社会公众对于同性恋者的负面评价，使同性恋者妖魔化，肮脏化，带来更多同性恋人群的自我否定，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 而青山和徐伟都认为，改变需要从自身开始。除了消除外界对于LGBT人群的歧视，争取平等权利之外，树立自我认同，正视并且接受自己的性取向才能打破否定和歧视的循环。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石墙运动”之后，六色彩虹旗所代表的“同性恋光荣”思想成为各国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的推动力量。在5月10号母亲节，青山公益小组打出了这样的标语：感谢母亲让我生来不凡。而团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同性恋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树立自我认同。而这，正是争取同性恋平等权利的第一步。 但同时，争议声更是源源不断。作为一个私人团体，公益小组是否可以提供心理咨询，这种心理咨询会不会人为造成性取向的改变，而性取向的明确对于每个个人而言，是否一定意味着幸福，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毕竟在中国当下，暴露同性恋身份仍然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非议和阻力。 公益小组开展的活动（图片来自WHU同志公益小组） 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 同样是这个夏天，中山大学的秋白（化名）暂时离开了校园。在翻阅教科书和相关调查报告时她发现，许多在用教材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行为，并且建议进行“扭转治疗”。因此，秋白致信教育部，申请公开其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但教育部始终没有回复。 此后，秋白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行政不作为为由状告教育部。其实公民以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在当今中国并非罕事，北京第一中院决定立案受理秋白的提告，本身就说明法院并未特殊处理。但很快，中大校方以管理者的奇怪姿态介入，将冲突引向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秋白所在的学院表示，秋白同学的行为给学院造成了困扰，其辅导员在未经秋白同意的情况下向秋白家人透露了其同性恋身份。压力之下，秋白（化名）被家人接回，而在之前的中大毕业典礼上，一位当众出柜的女生却得到了中大校长的祝福。 中大毕业典礼上身披彩虹旗的女生和校长 或许是秋白状告教育部的行为更加令校方难堪，但在舆论看来，最大的质疑并非是中大校方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态度，而是大学是否有权利对成年公民的诉讼行为进行干预。然而无疑地是，秋白（化名）在LGBT群体法律维权方面，迈出了颇具意义的一步。 在青山看来，面对忽冷忽热的环境，投身同性恋公益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归属感，而中国大学校园里的众多LGBT群体社团，也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在一些同盟组织的帮助下，作为武大校园里的“开局者”，青山团队正在从松散的沙龙向有明确目标的公益组织转变。 可以说相较于其他大学生LGBT群体公益组织，青山的公益小组走得更加急切。也许是为了弥补武汉大学相关公益的巨大空白，除了宣传活动和讲座之外，公益小组也开始提供简单的HIV检测，调查武汉大学校内LGBT群体的大致状况，而这些努力也得到了武大校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与秋白悲剧性的冲突不同，在记者面前，公益小组有些刻意地维持着与校方的友谊。在工作方面，公益小组与校方在LGBT群体研究上共享数据，而在情感上，青山更是反复强调了对于学校的理解。“我们需要每一份支持”，在青山看来，与校方和老师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公益活动能否开展，更关系到整个LGBT群体的生存环境。 而公益小组本身，正在开展对于武汉大学校内老师的“游说计划”，通过与大学教授的会面争取老师们的理解和支持。这种一对一的交流相比网络上广播式的宣传显然具有更好的效果，而这种为改善LGBT群体舆论环境所做的努力，在本就相对开放自由的武大校园，已经颇具成效。 “吴妈妈”的讲座持续到晚上10点，除了武大的学子之外，有很多武汉区域内的同性恋者陆续前来与吴幼坚见面。一对来自汉口的夫妇为自己已经出柜的孩子匆匆赶来，一位河南小伙坐了长途火车来汉，有一位年轻人始终一言不发，只是给公益小组拿来现金捐助。夜幕下，青山他们肩并肩漫步，有人给“吴妈妈”递来一支玫瑰。玫瑰没有香气，但这抹殷红足矣。感情：武大校园里的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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