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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是萧先生等三位老师带的第三届硕士生，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地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 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 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地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 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还有就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结果他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以前从没有这样。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 另外萧老师和我也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不管怎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就是坚持真理，坦诚相待。我们是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师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对他公子的培养都没有如对我们的培养花的力气大。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 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风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有原则。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精神支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违背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做。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 澎湃新闻：“文革”后至今武大哲学系（现在叫哲学学院）40年的发展历程，你是亲身的经历者，在你看来，武大哲学系有哪些特点？它的学术传统、社会关怀等等。 郭齐勇：“文革”以后，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教书已有四十年。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2003年到20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20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们的西方哲学有陈修斋老师的唯理论研究，陈先生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翻译、研究。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萧李唐三位老师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萧老师是周秦之际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萧老师常说抓两头带中间，所谓两头是先秦哲学和现代哲学，中间就是明清之际哲学，萧老师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过去几本书，学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读。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都是下过功夫的。江天骥先生的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地反映西方当代哲学。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 每个老师都各有特点。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他是潮汕人，他的话我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江天骥先生在1978-1979年前后，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油印的，这是要寄到北京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要看的。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经典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 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不仅思想比较解放，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得很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的中国哲学老师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 澎湃新闻：在你与武大哲学系一起成长的40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么？ 郭齐勇：我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回来探望我们，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样子，这令我们非常感动。而我们呢，也记得三四十年前我们老师给我们上的课。当年教学条件很不好，我们在数学系一楼上课，大教室里仅有一点简易的课桌。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77、78级两届同学一起听他的课，听到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后来我们两届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回忆到这个场景。 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印刷工人们也不明白什么欧洲哲学史，杨祖陶老师在那里住几个月，现场校对。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澎湃新闻：很多学者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学术机构，寻求发展空间，你选择扎根武大40年，是什么原因能让你一直坚守？这其中是否可以说有得有失？ 郭齐勇：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北上广，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们武大哲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也曾经想过换个单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武大的老师同学都待我不错，我很感恩。 1995年夏在波士顿大学出席国际中国哲学会，郭齐勇（右一）与萧萐父先生、杜维明先生、陈来教授合影。 澎湃新闻：你曾经担任武大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在你任上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国学班，后来又创办国学院，你又担任国学院院长，开设弘毅学堂国学班，为什么要办这些班？ 郭齐勇：我当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文史哲艺都在一起。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我提倡并开设了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和哲学试验班。我们当时办中西比较试验班为的是多学中西的经典，辉煌了一阵。我在院长的任上办的国学试验班是成功的。虽然是2002年开办的，但我们最开始的学生是从2001级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来的。以后几届也是，大家愿意读的来读，大概是进校一年、半年以后，他们愿意调剂过来。对国学班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经典都要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像经部里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都有相关的专题课程。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再者是学术上，要有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要扎扎实实地研读经典。我们也开了通论的课程，但是通论的课程少，经典的课程多。我们办这个班是两点原因。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第二点是文科学生的培养长期以来是概念加通史，缺乏经典的研读。通论、通史和原典相结合才行，经典要多一点，比例要占大一点。所以文科学生的培养，不能没有经典的基础。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现在我们的国学院，文史哲三家优秀的老师，都在这里上课。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武大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以及这40年的发展？ 郭齐勇：我们觉得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人文传统，在于它的学风比较正，基础比较好，富有改革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文学院的黄侃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当年的“五老八中”，历史学院的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哲学学院也有她的辉煌，我们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有哲学系，有几代的哲学专家。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19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李格非老师虽然在武大并不出名，但在日本很有名。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传统，像唐长孺先生的传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发议论，有精专扎实的史料基础。而吴于廑先生的传统是视野特别开阔，他的世界史观独树一帜。 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说历史系的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还有陈伟老师、徐少华老师，他们就把地方独有的出土文献，湖北挖掘出来的战国时期的楚简加以研究，这个研究就很有前沿性质。陈伟老师主持专门的机构，来做简帛研究。文学院在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研究颇有成就和贡献。哲学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马哲的汪信砚与何萍教授，西哲的邓晓芒、赵林、朱志方教授，中哲的萧汉明、李维武、我与吴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与麻天祥教授，美学的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教授，逻辑的徐明、程炼教授，心理学的钟年教授等，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地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武大的人文传统是在继续，也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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