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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从头到尾地叙事？谁改变了我们观众观看的自然进程，强制我们按照他的意志和逻辑观看？叙事性作品中叙述主体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为叙事人称的不同选择。电影中的叙事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称叙事，人称的实质是叙事者与其所叙故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叙事者站在什么位置讲述故事，这种关系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叙事者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一种是叙事者置身故事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故事。另一类是非人称叙事，这是电影特有的模式，最符合也是电影最重要的叙事方式，叙事者的匿名存在使故事似乎无人驾驭，仅仅“自我呈现”。 1、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的记得，七十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在走廊时吃晚饭的情景。那时候，爸爸妈妈的身体还那么好，我们姊妹三个也都那么年轻。《孔雀》剧情的展开是伴随着这个旁白开始的。从声音的质感及五个人物的外形上分析，叙事者不可能是父亲，也不可能是傻胖的哥哥，那么，叙事者只有可能是那个纤弱的弟弟。到了12分钟左右，当姐姐遇见英俊伞兵，飘渺的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后，兴冲冲地迟归吃饭时，弟弟进屋问她：“姐，你去哪儿了？”弟弟的声音与影片开头的声音相比较，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的，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能够确定，《孔雀》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从弟弟“很多年后”的角度，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按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的。在2小时20分钟的版本中，这个画外音总共出现了8次。在分别以姐姐、以哥哥为主体的故事开端各出现1次，在以弟弟自己为主体的故事中出现了5次，在整部影片的结尾出现了1次。旁白的弟弟不是在自言自语，也不是在对虚构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倾诉，他的言说对象是故事的接受者或者说潜在的观众，这从第三次弟弟回忆自己往事时特意加以标识。当画外音讲述“一家五口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后来大家都说，年轻时候的我，沉默的像个影子。”弟弟转身直接面对着镜头，无疑，我们所有的观众就成了他的言说对象。根据剧情发生的年代及叙事者的介绍，我们很轻易地可以判断，叙事者是在回忆过去的时光。剧情发生的时间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叙事者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观众，他们姊妹三个的往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的，那么，叙事者回忆的时间与剧情发生的时间必然有一定的间隔。“很多年”代表多少？这是个空泛的数字概念，假如剧情发生的时间最早为1970年，影片上映的时间为2005年，则这个间隔在1-35年之间。因为叙事者是以当下的口吻回忆，观众容易将他回忆的时间等同于观看时的时间，因此随着放映日期的后移，在观众的心理感觉中，这个间隔只会更大。按理说，成年后的弟弟与少年时期的弟弟，在声音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目前我们听到的，都是一样的稚嫩。叙事者通过语义所强调的时间感，却被语音所瓦解，这就不能不让人质疑“回忆”这一行为本身的可信程度。与《情人》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同，《孔雀》的问题在于，明明是“很多年”以后的回忆，为什么在声音上不加以区别、强调？是导演有意漠视或无意忽略岁月的痕迹吗？这与影片的怀旧或者说成长的主题所固有的感伤情绪是相违背的，故都不可能。那么，唯一的一种可能是，旁白的添加，不是出于影片表情达意的需要，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随意行为。我们暂时搁下这个问题，来简介分析叙事角度的选择对于一部影片的意义。实际上，叙事角度不仅表现为形式上人称的区别，它涉及到更深层的作者/叙事者的价值取向、立场观点、情感态度等意识形态范畴，这也是所有对叙事角度这一形式研究的落脚点。苏联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也谈到，“对被表现物的态度是通过如何表现它而体现出来的。这里立刻产生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即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处理这一表现，使得在表现出它是什么的同时还能表现出作者对它持怎样的态度，以及作者希望观众对它所表现的事物有怎样的感受、感觉和感情。”在现代电影中，第一人称“我”的叙事的大量存在，就不仅是谋篇布局或美学上变革的要求，它关注“我”的内心体验，甚至捕捉到“我”的潜意识这个被传统叙事方式所有意或无意忽略的角落。那么就《孔雀》而言，其第一人称的“我”，给予我们哪一些的信息呢？ 2、每次想起七十年代的夏天，全家人在走廊吃晚饭的这一幕，我心里还是感伤。直到今天，还有不少老人们，都记得我们姊妹三个的往事。 3、一家五口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后来大家都说，年轻时候的我，沉默的像个影子。 4、我再也不到学校去，我的学生时代永远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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