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闫振宇 11月的武汉寒意甚浓。笔者如约来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曾令良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正就计划出版一部英文著作的名称和建议书与世界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高级编辑打电话，语气中透着严谨。 曾令良是我国欧洲联盟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开拓者之一。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多项重大课题，专著填补了国内学术空白，并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他学术思维敏锐，善于捕捉并围绕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开展研究，率先提出“主权辩证法”、“欧盟法是诸多超国家因素区域一体化法”、“WTO法自成体系”、“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等观点，并获得普遍认同。他先后担任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外交部等部委的法律顾问，为中国入世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他成为武汉大学最年轻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从大别山走来 1956年，曾令良出生于湖北麻城。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他学业中断，甚至连中文课本都是《毛泽东选集》。 作为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孩子，他从小开始住读，初中每周回家一次，“只是为了拿下星期要吃的米和咸菜。”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被推荐和面试上了武汉大学。 曾令良在大学学习的是英语语言文学。在上翻译课和毕业实习期间，老师给他分配了联合国资料翻译的作业。 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频繁地接触“联合国”这个词汇，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开始接触“国际法”这个当时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说来都十分陌生和神秘的概念。 大三那一年，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次向欧美选拔留学。他是武大推荐的两名赴西安参考的学生之一，但面试过度紧张而出局，为此他大哭了一场，觉得丢武大的脸。 1978年，本科毕业时，22岁的他还准备“死心塌地地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留校任教，当了6年英语教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涌来，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尤其国际法律人才，这使他意识到不应把外语作为终身职业，而应作为一门工具。 对于这种从外语到法学的转变，曾令良无怨无悔。他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要要健全法制，恢复法学教育，振兴法学研究，就必然需要大量的高级法律和法学人才；而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势必在各个领域需要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造就中国自己的高级国际法律人才时不我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令良选择了国际法学作为毕生的职业目标，师从北大调来的著名国际法学家梁西教授，并通过攻读研究生学位和公派留学美国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国际法人生。 曾令良的留学之路还曾遇到过一些小插曲。虽然托福成绩较高，但因大学成绩单上所填写的成绩不是“稳定的前五名”，当时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发来电报，告知来面试的美国教授“曾令良暂不予考虑”。 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没有让他灰心，在面试过程中，他巧妙地向面试官提问道：“录取应该按照程序办事，为什么还没面试就对我‘不予考虑’呢？”面试官对这个“不礼貌”的问题并没有反感，相反对其大加赞赏，“你有想法，讲规则、寻求程序公正，将来会是个优秀的法律人。” 因面试成绩优异，他进入了著名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拜入“WTO法之父” 约翰·杰克森 （John H. Jackson）教授和著名欧盟法学家槐勒尔（J.H.H. Weiler）门下学习法律，确立了欧盟法、WTO法的研究方向。 曾令良说：“我对国际法的兴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如同美酒佳酿，时间越长，兴趣越浓，大有一日不可无的感觉。” 学术研究开拓者 在曾令良的学术生涯中，“国际法”三个字构成了一条鲜明的主线。 曾令良是中国欧洲联盟法学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法和欧盟法的国内学者，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独著的《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是我国研究欧共体法和对外关系法的第一部专著，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还是我国WTO法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独撰的《世界贸易组织法》是中国从法学角度第一部系统研究WTO的著作。中国入世谈判最后几年，曾令良被原外经贸部聘为WTO法律顾问，先后多次应邀参与中国与WTO法律问题的研讨会，提交书面咨询报告或作专题发言，还为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货物进出口条例、反倾销和补贴条例等法规的制订提供了重要意见。 对于中国入世后如何利用WTO一般例外条款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曾令良做出了颇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证，其研究成果受到有关领导和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极大重视。“中国加入WTO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的影响是一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深刻革命。”曾令良经过大量研究，透彻的分析了研究WTO法的重要意义。 踏上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列车，曾令良几十年不改初衷。他坦言，“任何社会的人、从事任何社会职业，都有其苦与乐。诚然，学术研究中的苦与乐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会因人而异。” “就一个社会科学者而言，最大的快感不是研究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而是他的著作出版后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是他的论文在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后产生了影响，是他的学术观点引起学界同行的共鸣，是他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课堂教学和研究生的指导之中，以及他的研究成果或咨询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曾令良如此诠释学术研究给自己的快乐。 一枚枚勋章承载着荣誉：他先后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中国首位欧盟让-莫内讲座教授、首批三位中国籍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名单成员之一、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钟情珞珈山 提到“武大”两个字时，他满眼笑意。“在武汉大学读书任教30多年，”他打开了话匣子，“我对武大毫无疑问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完全可以说武大养育了我。” 1991年全国人大给予深圳独立立法权时，深圳对外招聘100名法律人才，曾令良作为中南五省考点的特邀考官，受到了深圳人事和组织部门的特别邀请，面对优厚的待遇，他确实“有点动心”。但他更爱母校，更爱国际法教学与研究。 后来，又有国际知名企业邀请他担任高管，中国社科院商调他担任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司局级），他也都婉拒了。 曾令良先后被任命为国际法学系副主任、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和首任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9至2007年，他主政武大法学院将近10年。1999年刚上任时，他四十有三，刚过不惑之年；而离开武大赴任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 曾令良说，“当时聘期为三年，其间，我还是武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去澳门大学既是服从两所大学高层之间的安排，也是我个人参加全球招聘的结果。” 他认为，澳门是中西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文化连接与融合的区域，转会这里，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多年的管理经验，为澳门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澳门高度国际化的平台，更好地历练自身的学术素养，搭建连接和融通中西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桥梁。 “我对珞珈山和东湖水的感情太深厚了。”2010年，他在澳大法学院的院长任期届满后，谢绝了连任，放弃成为澳门永久居民的机会，并先后婉拒了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优厚待遇的邀请，毅然回到魂牵梦绕的武大，留在了美丽的珞珈山麓、东湖水畔，在国际法研究所继续奉献自己的学术人生，也为武大留下了国内顶尖的国际法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