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校园幽静的小径，来到张蔚榛教授的住处，张先生已经在楼梯口等候。 蓝衬衣，黑布鞋，慢声细语。这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一位朴实无华的教授。 仿佛只是在瞬间，人生已经走过年轻。这位当年雄心勃发的北大学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皱纹已悄然爬上了额头，风霜也将黑发染白。然而经久不变的，是那份永存的坦荡与热情。 张蔚榛说，他这一生总在不停地给自己加压，追赶别人。上教会学校时是这样，进北大后也是这样，到解放后受国家派遣去苏联科学院水利研究部深造时更是这样。 在苏联，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新学俄文，重新学农田水利。有幸的是，张蔚榛遇到了一位可敬的师长——被誉为“水利土壤改良之父”的考斯加可夫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回想完成副职博士论文的那段时间，张蔚榛感慨万千。那时，除了在实验室工作外，他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没日没夜地干。以至于后来回国后，有人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幽默地说是从图书馆毕业的。 张蔚榛的副博士论文《灌溉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最终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被收进苏联科学院1959年出版的论文集。权威人士认为，这篇论文对灌区地下水的计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著名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柯钦娜，在她总结的渗流理论著作中，还专门介绍了张蔚榛留苏期间推导的有关计算公式。 追求卓越 从开始研究农田水利那天起，张蔚榛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中国农村的广阔大地，哪里经常发生旱灾涝灾，哪里的土壤盐碱化了，哪里的地下水资源缺乏，他就把探究的目光投向哪里，把跋涉的足迹留在哪里。 1972年至1973年，天津及河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为缓解旱情，当地农民大量开发深层地下水，造成地下水大幅度下降。水利部组织了调查组前往了解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存在的问题。张蔚榛随调查组到天津做了初步调查，回校后随即组织了一个地下水科研小组，深入到河北冀县、衡水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论证，在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一次学术会上使得举座皆惊：“深层承压水的补给很少，大量开采深层水，将主要运用含水层中储存的水量，而这部分水量和矿产资源一样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国北方平原地区应把重点放在开采深浅层的地下水资源上。” 张蔚榛直截了当地向水利厅的一位副厅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张教授，您早说啊，我要知道是这样，早同意您的观点了。”副厅长倒也很坦率。 多年后，张蔚榛和他的同行所提出的在北方平原应以开发浅层水为主的理论被实践得到了证实。1978年，“华北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荣获了全国科学大学奖。 张蔚榛投入很大精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是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从60年代开始，由于引黄灌时排水系统设置的不尽合理，大量的水排不出去，渗到了地下，地下水蒸发时，又将地层的盐分带了上来，形成大片的盐碱地，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望着眼前白皑皑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张蔚榛的心在痛。为了将地下水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临界状态，张蔚榛和他的同行们一起，设计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用水压盐，用淡水把盐压下去。第二步，充分利用地下水，以节水来替代排水。 此后，他多次去山东、河南、河北等了了解黄淮海平原重点试验区水盐动态的试验情况进行试验点的抽水试验。当地的一位村民动情地说：“他可是第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大学教授，这位老专家简直是在拼命啊。” 如今，盐碱地的治理已经见了成效，就连盐碱化最严重、寸草难长的地区也早已稻梁丰收。 张蔚榛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主编的专著《地下水潮稳定流计算及地下水资源评价》参加了国际出版博览会。1980年以来，他出席了十多次国际学术会议，除曾担任国际灌排委员会委员外，还是第十二届和第十五届国际灌排会议专题专家组成员、国际灌排委员会成员、第42届执行理事会学术专题报告人。近年来，张蔚榛作为世界银行贷款国内专家、参加新疆、山西、河南等省多项水利工程项目，为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时，张蔚榛并没有满足，他又将目光转移到了节水研究上。张蔚榛说，我国北方水资源紧缺，目前我国每年用水量大约在5千6百亿m3，其中农业用水占4千亿。随着人口增加，粮食消费也会不断，农业用水也会随之加大。因此，要把节水当做一件革命性的大事来抓。目前，我国的农田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从渠道再到田地，又要损失20%，水资源的浪费太大了。张蔚榛为改变这种局面一直努力着。直到近来，已78岁的他又几次飞抵内蒙，进行河套地区节水的研究。 让学生走在前头 1955年，张蔚榛从苏联回国后，担任农水教研室主任，从此，他除了搞好日常的科研工作外，还竭力为我国农田水利专业培养着大批的人才。在他的指导下，我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实验室建立起来了。1956年，我国开始招收研究生，张蔚榛成了首批指导农田水利研究生的导师。到了80年代，他又成为我国最先招收农田水利专业博士生的导师。 “在新的领域里，六七十岁的人很难再有大的创新，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让年轻人冲上来，他们有创新精神，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蔚榛常这样说。 农田水利专业被戏称是“挖沟专业”，无名无利还很辛苦，张蔚榛首先做的就是留住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如我们那个时候，这不到，时代不同了，你不能要求年轻的知识分子几百元钱一个月去搞科研，你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 “我的年岁已大，我要让我的学生走在我的前头，为他们成长提供条件，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与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力争让每个人的工作做得好些、更好些。” 张蔚榛的话语中，透着他对年轻知识分子深深的理解和深沉的爱。 对于学生，张蔚榛宽厚而严厉，这一点，使他的学生对他又敬又怕。 一位考生报考张蔚榛的研究生，尽管考试成绩很不错，却未被录取。考生写信询问原因，张蔚榛不客气地告诉他，在面试时，你答不上来就答不上来，何必要东拉西扯呢，搞科学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考生委屈地说，我以为多说一点，总是有说对的地方。张老师，我明年还考您的研究生。第二年，他果然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张蔚榛欣然接受了他。 如今，张蔚榛除了培养大批本科生外，还重点培养出了20余名硕士、14名博士，他的不少学生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些还成为学科带头人，取得了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张蔚榛说，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在学术上，或者在某一个方面提出新理论、新见解，能对整个学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知道自己的不少学生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的，张蔚榛感到很欣慰。 站在荣誉的背后 张蔚榛是个不愿张扬的人，采访中他坦白地说，你如果问我熟悉的学术上的问题，我可以详细地和你讨论。但如果要说我自己，我还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搞我们农田水利这一行，光有理论是不行的，还必须到野外去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张蔚榛20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谈到一生中取得的荣誉和成就，他几次纠正我：“谈不上成功，只是有了一点成绩。” 张蔚榛对“成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成功是个圆，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不否认由于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机遇。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评奖也好，评先也好，获奖的多是一些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我个人认为，长期在野外搞实践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付出的更多，有的同志为获得第一手资料，终年奔波在偏僻的农村，连小孩的上学问题都不能解决，像这样的人更应该得到奖励。” 这是一位多么豁达、心胸多么宽广的老人啊！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也想进一步探寻：除了让他乐此不疲地专业，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是否也丰富多彩呢？“是的，年轻时我喜欢踢足球，而且踢得不错，另外还爱看戏。”听了我们的总理，张蔚榛愉快地回答。 当年留苏时，张蔚榛闲暇时就常去剧院看戏，一来那是美的享受，二来还可以练练俄语听力。对张蔚榛来说，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如今，他对京剧仍然情有独钟，有时，还能字正腔圆地来段《空城记》，陶然乐之。是啊，只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爱的人，才能这样超然物外，用博大的心胸去关爱别人。 对于一生打交道的土地，张蔚榛更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不知疲倦地在这块挚爱着的土地上耕耘着。宽厚的土地也给了他回报，由于他在农田水利方面的杰出贡献，74岁那一年，张蔚榛迈进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层次，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走这条路。”是的，生命因执著而雕刻出了成功，盛装着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大地能作证。 |
